2020年伊始，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蔓延，抗击新冠病毒这个“看不见的敌人”成为了全人类共同的战役。回溯历史，从14世纪的黑死病到20世纪初的西班牙大流感，人类与疾病和瘟疫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新闻业与大众传播的逐渐发展不仅推动了抗疫的进程，也为我们今天理解瘟疫与人类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档案。
新闻学院“外国新闻传播史”课程聚焦于新闻传播和全球瘟疫的关系，由选课同学组成9个小组，从新闻史的视角出发分析了新闻与瘟疫的多元关系。“清华全球传播”公众号将于近期分别推出各小组报告的精华版。
当前，世界各国正经受着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考验。而自从人类历史上有瘟疫的记录开始，伴随挣扎、死亡和恐慌一起出现的，还有另一个现象，那就是谣言的扩散。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感到困惑、焦虑和恐慌的人们对跟瘟疫相关的一切信息都如饥似渴，充斥着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的环境又为谣言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瘟疫便与谣言相伴相随。纵览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时期的大型瘟疫事件，“瘟疫与谣言相伴相随”能够说是一个跨越历史、种族和文化的普遍现象。
在这些大型瘟疫事件中，都有哪些典型的谣言？这些谣言因何产生、又如何传播？千百年来人类传播媒介的演变，又对瘟疫中的谣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传播学、社会心理学等角度入手，对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时期中选取的瘟疫事件及与之伴生的“谣言”进行梳理，解读不同历史时空下谣言作为“社会抗争”的存在及影响其产生的群体心态和社会氛围；并观察媒介演变对于瘟疫中谣言的影响，以期描绘出更加多维度、多层次的历史图像，从而帮助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瘟疫中的“谣言”。
14世纪黑死病时期的新闻事业几乎是空白。在当时宗教至上的高压社会中，大部分民众都是文盲，无法阅读书面材料。西方报纸的起源手抄新闻产生于古罗马时期，复见于文艺复兴时期，而在中世纪黑死病的爆发过程中难以找见其身影。
在信息传递方面，14世纪黑死病流行期间的社会还未能发展出独立的新闻机构，信息主要有自上而下的主流观点传输（教会、学会、政府等上级机构向民众单程灌输）及民间流言的横向传播（民众之间口耳相传进行传播）两种传播方式，口头传播是这一时期最典型的特征，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天主教会印发的小册子的身影在这场瘟疫中也有所展现。
瘟疫流行初期，各地的教会对民众的解释是，瘟疫是上帝怒于人们的罪恶而降下的惩罚，人们唯一自救的方法就是向上帝求助。人们必须忏悔、唱赞美诗、朝圣，并积极地向教会奉献。当然，医学方面也在对瘟疫进行着应对，但当时主流医学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与飘渺的神学与占星术关系更深。1348年，巴黎医科大学的博士们声称瘟疫流行与星象相冲有关，此说法更是得到了当时医学界的广泛认可，被奉为权威。然而笼罩于巨大恐惧和死亡威胁中的人们迅速对这些说法失去信任，人们对教会的信仰受到冲击：教会无力解释罪孽具体是什么、为何儿童死亡更多、为何教会人员也不能免于感染……教会的公信力每况愈下。
而教会威望跌落，首先导致的是异端和神秘主义团体的兴起。黑死病期间混乱的社会进一步滋生了许多民间谣言。它们借助原始的口头传播迅速扩散，大多内容恐怖血腥，为疾病、恐惧及更多谣言的蔓延提供了温床，“最后的大屠杀”等恐慌言论，大大搅乱了各地教会的正常运行。
可以看到，瘟疫激化并加速了民众与教会之间的矛盾爆发。民众对教会的信任降低，在当时以口头传播为主的媒介环境下，谣言以传统的社会网络关系为传播渠道，借助于熟人间的高度信任，以及瘟疫催化的情绪感染与从众效应，促使民众形成自身的集体行动。与人们对谣言常有的消极看法不同，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谣言”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带有了对教会、对权威的反抗色彩，尽管其承载的信息有谬误甚至荒唐之处，但它是群体面对重大公共事件所采取的探知真相的集体社会行动。学者胡泳曾将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来看待，认为谣言的出现是缺乏信息者对信息资源不平等的挑战，从十四世纪黑死病蔓延的情境下谣言滋生及其带来的社会反应，也能够略窥一二。
黑死病流行期间，“反犹太人运动”与“猎巫运动”的兴起与谣言的散布紧密关联。基督徒们相信“是犹太人联合魔鬼带来了瘟疫”，长期积攒的反犹情绪由此找到了发泄出口。相似的谣言很快传遍欧洲城市，大规模反犹运动兴起。从1348年起，欧洲各地接连爆发针对犹太人的清洗式大屠杀，在酷刑中逼迫犹太人承认是自己投毒来迫害整个基督世界。这种情绪也很快影响到了上层管理者，图灵根公爵在写给市议会的信中给出了焚烧犹太人的方法和建议，皇帝查理四世也曾将犹太商人的优质房产赠与贵族。与之类似的是流行于15、16世纪的“猎巫运动”，认为女巫是瘟疫源头，烧死女巫是消灭病毒的手段，当时的天主教畅销小册子《女巫之锤》（The Malleus Maleficarum）便是很好的例证，它成为了指导人们发现女巫、侦讯女巫直到处死女巫的猎巫手册，同时，印刷术的发展加速了这类小册子的传播。
可以说，“犹太人有罪”“投毒说”“女巫是病毒源头”之类谣言的大规模扩散，是民间与权威官方上下共同作用、互相影响的结果，人们从惩戒自身到寻找替罪羊，试图借用这种仪式化的暴力来消除内心的恐惧，自发地通过结为社团攻击、诋毁其他群体，以达到一种群体的心理慰藉。在这种情绪渲染下彼此作用、强化信念，成员间已然形成了一种群体思维（group think），人们坚信群体所讨论的内容是真实的，受谣言诱导，又推动、巩固“谣言”的真实性，引导了这些典型集体行动的形成。
从现代人的上帝视角去审视，19世纪的霍乱爆发其实就是城市化早期阶段，公共卫生环境跟不上城市化步伐而产生的城市拥挤、肮脏、污染等现象带来的恶果。但是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疾病的成因和传播方式都尚不清楚，因此在巨大的恐慌之下，谣言再次蔓生。
这些谣言内容从疾病原因、传播方式到治疗方法不一而足，但是受制于科技医疗卫生水平，都是不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面对霍乱这种新型疾病，人们对其来源和发病原因有诸多猜测，这些猜测经过一定途径的传播后到达少数的普通民众耳中并为他们所信任，再进行二次传播，逐渐形成社会动荡中的谣言。
谣言的内容特征脱离不了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在19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带来了急剧的社会变化。不顾道德、不择手段追求财富成为英国上下的共识。与对金钱的热爱相反，英国人的宗教信仰逐渐冷漠，出现了信仰危机，上帝、权威和传统受到严重挑战。为了重塑教会尊严，教会人士把霍乱与道德联系起来，提出了霍乱病因中的道德论。霍乱较多地在穷人中爆发，由此引发了具有阶层意味的另一种道德败坏论。实际上，城市化中的穷人深受工业化之害，生存环境恶劣、脏乱不堪，因此他们势必更容易感染疾病。但较少得霍乱的富人却认为，霍乱有明显的阶层偏好，而这正是他们道德优越于穷人的表现。
在带有阶层贵贱歧视色彩的谣言下，我们同样看到谣言作为“社会抗争”而存在的情形。霍乱的流行在当时的欧洲产生了物价飞涨等副作用。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富人可以甘之若饴，但是穷人们却日渐不满。他们的不满在富人对他们道德的污名化之下转为了对霍乱原因的搜寻。谣言开始周而复始地疯传，声称霍乱的起因是富人为摆脱惹麻烦的下等阶层而故意下了毒。在这种谣言的影响下，整个巴黎市区共发现了六名所谓的“投毒者”并被处以私刑。24不单单是阶层之间，殖民地与殖民当局之间也有谣言流窜。
在霍乱的源头地印度，霍乱被说成是用毒药来反抗英国人殖民统治的一场战役。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这些谣言不仅体现了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与矛盾，也带有了特定时期的殖民色彩，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体现了殖民地民众的反抗与殖民当局的压迫。
囿于能够接触到的资源等限制，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未能找到霍乱流行期间谣言通过纸面传播的典型案例。或许，19世纪霍乱中的谣言仍旧主要以口头传播的形式进行扩散。一些不准确的、不科学的信息经由从疾病发源地游历回来的人之口、或是民众凭空想象杜撰的小道消息，最终形成风传的谣言，被人笃信，影响到更多的人，加剧社会的不稳定性。
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疾病，某地爆发的霍乱自然会引起其它地区紧密的关注。相比14世纪黑死病时期，在报业快速地发展的19世纪，报纸成了传递有关疾病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在英美19世纪报纸关于霍乱的消息中，出现了不少有关疫情的澄清消息。可见，此时的报纸，已经具有了某些特定的程度的澄清、辟谣意识，起到阻止恐慌，稳定民心的作用。
左图报纸图片来源于1832年的美国报纸《波特兰信使报》，里面讲述了一起疑似霍乱如何被发现，又如何被治愈的过程，并在最后笃定地说“目前还没发生其他的病例，也没再次出现任何可能会引起恐慌的情况”。右图报纸图片是1865年11月14日爱尔兰的《内尔法斯特新闻信》（Belfast News-Letter）里题为Correspondence的新闻，其内容否定了“亚洲霍乱”（Asiatic cholera）已经到达不列颠群岛的消息。其中还提出，“那些扬言说霍乱已经来到这里的人，应该给出病人拥有霍乱症状的证据——发黑的皮肤——诸如此类”。
由此可见，霍乱时期，报纸已是消除谣言、维护社会稳定的可利用的力量。除此之外，报纸还创新性地突破传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做出为提供瘟疫中的事实做出贡献。
1849年9月29日，《纽约论坛报》头版发表了一幅折线图，记录了当年夏季纽约城因霍乱引发的死亡人数。尽管在学术和设计类图书中常以图表呈现数据，但记者与学者动机不同，在报纸上以折线记录死亡人数并予以公布的方式在当时可谓是别开生面，颇具前沿性。
这幅折线图因何而被放置到报纸上印刷出版已不为人知，但或许商业报刊的发展能够作为分析的切入口。当时的《纽约论坛报》作为“美国三大便士报”之一，面对新的霍乱流行这样的大新闻，必然会面临着《纽约太阳报》、《纽约先驱报》等报纸的竞争，也许是因为发表一张这样独特的插图，能够吸引读者注意从而带动更多销售量。或许其主观上只是想要获取利润，但客观上确实为在瘟疫流行期间提供清晰事实起到了促进作用。
当前“数字化”“可视化”新闻流行，而当时的报业已经认识到，用可视化和图表化的方式来公布新闻，澄清事实，消除恐慌。报业的这样的做法，一方面显示了其搜集有关疾病信息的努力，另一方面增强了信息的公开性和透明性，这也使得疫情中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降低，令谣言能够滋生的土壤减少，可谓是极大的传播创新和进步。
在埃博拉疫情中，我们依旧可以探寻到谣言作为“社会抗争”的出现，以及基于寻找替罪羊来消除内心恐惧的这种群体心理而滋生的谣言。在埃博拉疫情发生地，针对政府、白人、大资本家的“阴谋论”谣言很是常见。
在埃博拉疫情发生地，政府和民众长期的紧张关系、国内纷乱庞杂的党派斗争、钱权交易等腐败现象大大影响了政府公信力，数十年来的冲突让人们失去了对当局的希望。根据ABC News 2014年 的报道，关于疾病的谣言充足表现了普通民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感，如“埃博拉病毒实际上并不存在，政府的工作人员将它作为一个借口来偷窃器官并在黑市兜售。”“政府创造出来埃博拉病毒，借此接受滥用捐赠的资金。”等谣言均有民众相信。在2019年的疫情中，《时代》杂志周刊曾报道过刚果金沙萨地区民众猜测中央政府为获取总统大选胜利，向反对派“投放埃博拉病毒”，而这一事实来自于该地区的居民由于“健康风险”的原因被禁止参与大选投票。
在种族方面，由于非洲在历史上长期受殖民所压迫，天然对于外来者敌对意识较强，尤其是对白人。当地民众对于白人的敌视以及外来人员多有不友好揣测，2018年疫情中成立的ETC（Ebola Treatment Center）就是当地人的重点攻击对象，而这是一个由外国医疗成员组成的无国界组织，当地人担忧：“白人都很邪恶，这就是我们这个地区的人所相信的事情。”同时他们还认为“疾病是被制造出来的，是一项几百万美元的赚钱的生意”。
相比十四世纪黑死病、十九世纪的霍乱，在二十一世纪的埃博拉疫情中，我们大家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争”和基于对他者的怀疑与不信任产生的谣言。民众在信息缺失的境地中而“造谣”，长期存在的问题促使其将不满移植到政府、种族等方面，这既是一种“社会抗争”的体现，显示了对现实的不信任感；也是一种自发的对于信息的补充，并不是简单的带有负面色彩的“谣言”。透过埃博拉疫情中的谣言，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历史与当下的特定社会情境，都会对瘟疫中谣言的内容与情绪产生影响。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桑德拉·鲍尔—洛基奇(Sandra Ball-Rockeach)和梅尔文·德弗勒(Melvin L. DeFleur)认为，“受众—媒介—社会”三个系统间存有互动依存关系。大众传播媒介是一个收集或创造信息、处理信息和传播信息的信息系统，它控制着人类的信息资源。个人、群体、组织和整个社会要利用媒介系统的信息资源，就会对媒介系统形成一种依赖关系。同时，媒介系统的运行也依赖着个人、群体、组织和整个社会。在埃博拉疫情中，多种传播媒介并存，共同影响着疫情中的信息传播，很典型的有人际传播、广播以及社会化媒体平台的传播。
被疫情笼罩的非洲地区，人际传播依旧是重要的传播形式，群体中的意见领袖是重要的存在。2014年10月，埃博拉疫情迅速蔓延到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医护人员携带大批医疗防护设备到当地进行救援工作，却引发了当地人的愤怒、恐惧和不信任。
人们更愿意相信的是他们的传统治疗师 。这些治疗师通常会认识“秘密社会”的领导人，或者是“秘密社会”的会员。这种“秘密社会”存在于塞拉利昂的每个地区，由一些社会地位较高的社区成员半匿名运作。“秘密社会”负责人几乎掌握着社区一切信息，还可以识别出传播链中的活跃联系。当时的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会见了塞拉利昂传统治疗师联盟的负责人，并与该国700名最受尊敬的治疗师进行了一场会议。会后，治疗师们承诺将援助人员介绍给塞拉利昂“秘密社会”的负责人。通过与传统治疗师和社区领导人合作，国际医疗团队学习到当地的习俗并赢取了民众的信任，这大大推进了抗疫的进程。
这种情景中的“意见领袖”社会地位较高，往往是最先接触到信息的那一批人。在信息流通性较差的环境下，掌握信息就如同掌握资本。这些意见领袖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传递信息的对象，选择要传播的内容。同时这种权威使他们能够引领舆论，改变整个社区的态度与想法。而利用好这种意见领袖，对于消除谣言、安抚民心有着关键性作用。
在疫情爆发的早期阶段，医疗团队依靠海报，传单和其他印刷材料来宣传埃博拉病毒，但效果并不显着。在南非教授关于公共卫生危机期间社区参与强化课程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卫生教授梅雷迪思·米克勒（Meredith Minkler）表示，广播是西非的主要传播媒介，由于电力短缺和生活条件落后，无线电是绝大多数人唯一负担得起的通信方式。即使是在小村庄裡，甚或是在丛林中，这都是他们获取大多数信息的唯一方式，广播电台也就成为西非民众接收信息的主要途径。
在塞拉利昂，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乐队——Refugee All Stars（难民全明星）。乐队负责人鲁本·科洛玛（Reuben Koroma）通过广播的方式向人们介绍埃博拉病毒的预防的方法，这在文盲率高的地区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此外，乐队还与怀特银行（Banker White）创办的媒体《我们拥有电视》（We Own TV）合作，在其节目中筹集资金，以帮助该组织的年轻电影制片人继续制作和传播关于预防埃博拉病毒有效方法的公共服务公告。
由于广播电台是西非民众唯一能够长期接触的传播媒介，加上民众对外来人口的抵触以及识字率低的问题，西非人民早对广播这一媒介产生了依赖，广播对他们有着极强的影响力。一开始，西非民众或许是在被动地接触广播，但随着接触时间的增多，民众会渐渐从被动变成主动。久而久之，广播传播出来的信息对他们形成了一种驱动力，影响着他们的行为。这就是怎么回事广播宣传能够在对抗埃博拉疫情中起到实际作用的原因。
人们能够最终靠广播来了解基本的防疫信息，但由于这一媒介缺乏即时互动的特点，它无法及时因应疫情动态和人们的反应来作出针对性的信息传播，也无法对谣言和误解作出及时的客观解释，受众也无法作出反馈。
相比之下，社会化媒体传递信息则更具效率。WhatsApp和Facebook等网络社交平台也在当地的信息传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非洲，Facebook是访问量最大的网站，而WhatsApp则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主要信息渠道。
与大众传媒相比，社会化媒体平台中的对话传播，与古老的口头传播存在着更多的相似之处。人们不必受大众传媒的单向传输限制，彼此之间能够直接交流对话，自主地进行信息的选择与回应，并能够独立创造信息。
不过，技术的发展虽有效地提升了中信息传播的透明度与及时性，也为谣言插上了翅膀。从经典的人与人之间链状传播变为了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状传播，随着一级级的传播扩散，原始的信息会被互联网中的人群拆解重组，人们不再是单纯的接收者，同时充当起了生产者与传播者的角色。
此外，与口头传播相比，新媒体环境下的互联网能够突破时空的严格限制，从而大大扩大了传播范围，增大影响面，这也更易使得谣言在赛博空间四散开去，并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真实生活。比如，网上声称要喝盐水才能治愈埃博拉，不少网民信以为真，结果在尼日利亚造成两人死亡，数十人住院的悲剧。而面对WhatsApp散布广泛错误信息，使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专门招募年轻人来报告WhatsApp上错误信息，并请通信专家通过WhatsApp或本地广播驳斥这些言论。由此可见，信息传播的交互性也加大了抗疫的难度。
瘟疫中谣言往往存在着恐慌与不满情绪，作为一种“社会抗争”而出现，凸显特殊情境下不同群体间的裂缝与猜忌；同时，瘟疫中的谣言常常体现为一种“仪式化的暴力”倾向，人们总是在追寻其他群体的过错，试图以寻找、惩罚替罪羊的方式来获得慰藉。
与此同时，随着媒介发展，谣言传播范围打破地域限制，呈现全球化传播格局，谣言传播模式从链状传播走向网状传播，实现网络化互动机制，谣言控制手段日益多样化，展现媒体传播新形态，人类在应对瘟疫中滋生的谣言时确有进步，新旧媒介合力，辟谣意识提升。现代化的传播技术虽然有利于正向信息的传播，但也使危机传播更加难以控制。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应对瘟疫伴生的谣言，是人们需要面对与探索的新课题。
如今新冠疫情正在全球扩散，各国政府都面临挑战，环境的不确定性、模糊性，疫情扩散的猛烈程度，诱发着人们的恐慌及对当局的不信任，谣言也在滋生。我们回顾瘟疫中谣言的产生与传播，希望可以为当今的人们提供借鉴。
历史上诸多时代已经离我们太过遥远，百年后的我们，大部分是无神论者，不盲目追随种族主义，对科学体系下的病理和医药有着一定了解。我们的信息更开放，观点交换更自由，显而易见地，控制疫情的能力也更强。但我们还不能够停止警惕、停止突破和发现，毕竟谁也无法断言，历史不会将自己转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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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关键评论网（2019年7月12日）：流言令刚果人不相信有埃博拉病毒，疫情难以控制，获取自：
